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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时间: 2020-01-16 20:43:34 | 来源: 青史煮成灰 | 阅读:

天下无往非难境,惟有胆力者无难境;天下无往非畏途,惟有胆力者无畏

途。……自古英雄豪杰,立不过三等功,成建国之伟业,何一非冒大险,夷大难,由此胆力而来者哉!

——近代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

一、师法商君,重本抑末,奖励耕战。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秦始皇师法的商君是战国初的杰出政治谋略家,他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刚刚进入战国,各诸侯国争伐更加激烈的时代。春秋时,尚且有齐桓、晋文、秦穆等五霸以拱卫周室的名义,维持秩序,但到战国时,各国连对周王室名义上的尊重也没有了。甚至已有人敢于向周问鼎的轻重,根本不把周天子看在眼里,各国之间只顾彼此你争我夺,各种纵衡之策也层出不穷。

为了适应这一变乱的社会现实,各诸侯国君主纷纷招揽人才,追寻富国强兵之道。据史书记载,齐威王发现并重用孙膑,战胜了强大的对手魏国,燕昭王发现并重用乐毅,不仅报了齐曾覆灭燕的仇,甚至还一度攻下齐都城临淄。逼得齐王四处流浪。如果不是齐名将田单用反间计离间了燕国君臣和其盟友,再用火牛阵攻破了燕军的话,齐国几乎灭亡。其他如李悝相齐,吴起助楚,都是一时人杰,对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但在所有这些文臣、武将中,真正对所在国经济发生长期影响并使所在国真正摆脱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从而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还是助秦孝公变法的商鞅。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商鞅,卫国人,姬姓,他还卫国的公族,故又称为卫鞅、公孙鞅。

商鞅年轻时,性格刚毅,志向远大,颇有一番建功立业的大志,故发奋好学,尤其爱好刑名之学,曾拜著名法家李悝为师。学成后,商鞅先到了卫国,作了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知道商鞅的才干,所以在临死之前,就把商鞅推荐给了魏王,希望魏王重用商鞅。公叔痤看到魏王无意重用商鞅就又建议魏王产,如不用他,就一定要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为他国使用。但魏惠王也没有理采,而是认为公叔痤在说胡话。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又把商鞅叫过来,对商鞅说,刚才我向国君举荐你,希望国君重用你,但我看国君无此意,就又建议杀掉你,你赶快逃亡吧,迟了恐怕来不及了。

商鞅听了公孙痤的话,却纵声大笑,公孙痤不解其意,问商鞅何故发笑,商鞅说:主公,国君如听您的话,就一定会任用我,如果国君不听您的话任用我,也就一定不会听您的话杀掉我,这道理不是非常明白的吗?一席话说得公孙痤对商鞅更是高看有加。暗思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却说商鞅自公孙痤死后,在魏国仍然没有被重用,但听说秦国的孝公正在广召人才,就决定前往一试。商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宠臣景监的家里,以求有机会见到孝公。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头一次,商鞅见到孝公时,为孝公讲的是尧舜禹汤的仁义帝王之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太迂腐了。”商鞅则自从前次对孝公宣讲帝王之道后,也在观察孝公的反应,当他从景监处打听到孝公的态度后,就要求第二次朝见孝公,讲解自己筹思多年的富国图霸之术。这一次商鞅细把春秋五霸的事讲给孝公听,并讲的头头是道。他从景监那里反馈的消息还是不理想。但这次孝公已不像上次那么讨厌商鞅了。对商鞅的态度也还不错。并且还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当得悉孝公的这个消息后,商鞅就对景监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说服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果真再召见我一次,我就知道该说什么啦。”于是,景监又安排商鞅第三次见到了孝公。孝公跟他谈的非常投机,甚至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一连谈了好几天都不知疲倦。离开孝公回来后,景监非常惊奇,问:“你凭什么能如大王的心意呢?我们的国君高兴极了。”商鞅回答说:“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就完成帝王大业呢?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孝公自从这次与商鞅交谈后,决定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但又恐怕天下人议论自己,有些犹豫不决。商鞅立即劝说孝公要打消疑虑,他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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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商鞅的这番宏论,孝公连声称好,但由于甘龙等人仍拼命反对,孝公一时仍下不了最后决心。于是商鞅针对甘龙等圣人不用改变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改变旧法来治理国家,以及杜挚的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器具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商鞅的论点是:“古代的政教都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民众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则各自针对当时的形势,建立法度,根据事实的情况,制立礼制。法度和礼制要随着时代而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刀具,都要应用便利。所以说:治世不必一以贯道,便国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泥古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这样看来,违反古法的人不一定受到非议,拘守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最后,商鞅呼吁孝公,不要再疑虑了。

商鞅这一套以变求胜,以创新求发展的思想最终使孝公完全服气了。孝公也禁不住附合说:好!我听说过,穷僻的巷子里,遇事多觉奇怪;认识多的学士,对事常多辩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者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我要对于那些拘泥现状的人说,我不疑惑了。

于是,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进行变法。

但由于变法是一场对社会政治经济的一次巨大的变革,商鞅料定变法的阻力会非常大,为了使变法为更广大的国民所了解、支持、信任,商鞅首先决定采取措施以取信于民。

取信于民也就是取信于天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代三皇五帝等为取信于民,无不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周公则连饭都没时间吃,如此才螚使百姓信服,天下归心。商鞅要在短时间内使国民信服,必须出奇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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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果真不愧为天下奇才,他想出来的办法是叫人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方坚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然后向天下公告,百姓中凡是有人能把木头搬到北方的人赏十金。开始时,人们奔走相告,疑虑纷纷,不知这是何意。半天也没有人搬这根柱子。于是,商鞅就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百姓知道后还是疑虑纷纷,倍感奇怪,终于,有好事者忍不住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把这根柱子按照要求搬到了北方。

言出必信,商鞅立即赏给了这位好事者五十金。好事者得到重金,喜不自胜,商鞅则向天下表明自己会令出必行,从而一举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有了这个信任,后面的事就好办了。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商鞅连续向天下颁布变法条文,如编制民户,加强刑赏,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奖励军功,奖励耕战等。

当新法初见成效后,孝公又晋封商鞅为大良造(相国兼将军)为进一步的变革扫清了道路,于是,商鞅于公元前350年又颁布了废井田,开阡陌,推行县制,革除父子兄弟同室居住以及统一度量衡,迁都等重大政治经济政策,使秦国“移风移俗,民以殷富,百姓乐用,诸侯亲附”。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商鞅变法虽然获得了成功。商鞅却因其政革措施损害了秦国贵族的利益,遭到了贵族们的极力反对。商鞅为维护新法,断然采取严厉措施。如他曾把唆使太子驷犯法的太子傅公子虔,公孙贾处劓刑和黥刑,把不满新法的贵族迁到边塞去垦荒。

这些措施虽然保证了新法的平稳推进,但对于商鞅本人来说,却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商鞅变法依靠的是孝公,孝公一死,推行严刑变法的商鞅就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果然,孝公一死,惠公即位,那些以前被严厉打击的贵州就纷纷从隐蔽处出来反对商鞅了。特别是公子虔等向惠王告发说商鞅要造反。惠王正想找商鞅的麻烦,一听有人告发他谋反,就也不分青红皂白,立即派兵去逮捕商鞅,商鞅先是企图逃出秦国,但不幸因他得罪邻国的事太多,结果未被接纳,只有回自己的封地内举兵反抗,结果兵败被五马分尸。

对于商鞅变法而身死的经历,司马迁评论说:商君他的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考察他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凭着虚饰浮说,不是他自身的资质,再说凭靠国君宠臣太监的推荐,等到被任用,就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公公子卬,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商君残忍少恩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的书籍,其内容和他本身的作为相类似,但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个谋反的恶名,这是有缘故的呀!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司马迁的以上评述,主要是从商鞅的性格上去找原因。认为商鞅被杀是因其残忍少恩。当然,这有一定的理由。但殊不知,商鞅在说服孝公时,一开始并没有用富国强兵之道,而是用禹、汤、文、武之道,可惜的是,孝公听了差一点呼呼大睡,并表示要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需要的时间太长了,自己等不及,这就促使商鞅只有富国强兵之道来游说孝公。而这一套富国强兵的办法虽然使秦国实现了国富民强,但也必然使商鞅树立一大堆对立面。商鞅的惨死,孝公是有很大责任的,岂能一味责怪商鞅呢?

再说,像商鞅这样的政治家,并非只有一套治国策略,他的性格也并不是不能有所变化,这就要看他侍奉的君主的好恶了。如果孝公能够倾听商鞅的帝王之道,商鞅未必会走上后来的变法之路,那历史上也就不一定会留下给人以残忍寡恩印象的商君了。商鞅的事业,也许就是另外的样子了。

先秦史家林剑鸣也认为商鞅的治国之术有可能有几套方案的,他初次见孝公是有可能向孝公提出帝王之道的,而后来,他根据孝公的好恶改变策略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商鞅本人就曾以杂家尸佼为师,而杂家的特征是“漫羡而无所归心”,所以商鞅来到秦国为投孝公所好,以各种学说向孝公试探,于情于理都是说得通的。

秦王政亲政后,直接继承了商鞅重农抑末,奖励耕战的传统。秦王政颁布的许多法令都鼓励臣民发展生产努力耕战,如秦徭役法首先征发有罪吏、赘婿及贾人,其次征发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发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最后才征发贫弱的人,叫做发闾左,这使秦在数十年的战争中保持国势不坠。秦对立有军功的战士,也有非常优厚的奖励,故秦军战斗力非常强。

秦王政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甚至推迟统一天下的时间,在已经发觉韩王派郑国来秦游说秦在关中开河修渠是疲弊秦国的阴谋后,仍然坚持秦庄襄王时开始的这项工程,并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郑国渠。

秦王政接受韩国修建郑国渠的建议,推迟了统一天下的时间,从秦的军事战略上来看,无疑是一个失策,但如从更高的战略层次上考虑,郑国渠的修建大大地提升了秦国的国力,使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更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秦国自秦昭王以来通过不断的攻伐征战,已成虎视天下,威逼吞并六国之势。首当其冲的则是秦近邻韩国。韩国是六国之中的实力最弱小的,为了推迟秦国出兵攻灭自己的时间,韩国决定乘秦国的统治者刚刚完成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而兴味正浓之时,派水师郑国出使秦国,诱使秦国在关中兴建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水师郑国是天下闻名的水利专家,他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对韩国交给他的这个特殊使命欣然应允。

当时,秦国的庄襄王刚刚即位不久,执掌国家大权的是相国吕不韦,吕不韦原是一个大商人,他在赵国邯郸发现了做为人质的秦公子异人,以为奇货可居,于是就产生了帮助异人成为秦国太子,并最终即位为秦王的想法。在他的策划下,才质平平的异人,竟神奇般地成为了秦国太子,并继而成功地即位成为秦王,史称秦庄襄王。吕不韦也因为帮助异人登基,而获得了异人的极大信任和重用,从而掌握了秦国的国家大权。

吕不韦也是一个杂家,他不仅赞成法家的奖励农耕的政策,他对儒家行仁政的思想也有所汇通。因此,他对秦庄襄王时郑国在关中地区开凿大型水渠的建议十分感兴趣,责令郑国拿出一个修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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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勘察,郑国将修渠蓝图呈献给秦庄襄王和吕不韦定夺。郑国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水利专家,他精心设计的引径水入洛水的开渠方案,充分利用了华北平原在地势上西北略高,东南略低的特点,形成了绝妙的自动灌溉系统。

灌溉渠分干渠与支渠,从径河引水到最后注入洛水,流经300余里,为最大限度地扩展灌溉面积,同时也为保障干渠的水流量,在旱季充分满足灌溉农田的需要,郑国在设计时采用拦腰截断治峪,清峪、浊峪、漆、沮、石泉等河流的横绝工程技术,把上述河水的水量汇集到干渠中来,从而加大干渠的水量。与此同时,还可以把经过整理的河道改造成良田。这种充分利用山河水利资源的横流工程,是战国水利工程技术上的一大发明,为关中地区后世的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开创了成功的先例。

庄襄王和吕不韦看到郑国的这个工程浩大,设计合理,技术先进,效益显著的自流灌溉系统方案,大为激赏,当即决定由郑国负责组织施工。

郑国渠正式开工破土,是在秦王政六年。当这项10年的浩大工程已经进行到大半时,郑国用修渠疲弊秦国的阴谋被秦王政发觉。秦王政大为震怒,立即派人将水工郑国逮捕向罪。

当郑国被带到秦王政面前时,秦王政厉声质问郑国:“韩王派你来鼓吹修渠,想以此疲弊秦国,有没有这回事。”

郑国见阴谋败露,只有实话实说了,他说:“臣起初确实为疲弊秦国而来,不过……”不过什么,秦王政不等他说完,就又更加厉声喝问。郑国面对秦王政的喝问,倒没有惊慌,他平静地回答:“大王,臣是说一旦河渠修成后,会给秦国带来莫大的利益。臣为韩国延长数岁之命,而渠成可为秦国建万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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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听到这里,不禁沉吟起来,最终,秦王政认定郑国说得有理,况且工程已进展大半,完工在即,怎可半途而废,于是秦王政责令郑国尽快完成工程。

郑国渠修成之后,确实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用饱含感情的文字记述道:“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那么,秦王政为什么如此醉心于重家抑来奖励耕战的政策呢?

这时因为,秦王政从个人素质上来说,虽然刚毅果决,但他的头脑并不简单,他懂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刻关系,他懂得怎样从前人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取足够的阳光和雨水。秦王政也决不是一个武夫,不是个在大海中毫无目的任意漫游的巨鲸,他也是一个有着伟大的谋略思想和谋略实践的大师。他深深懂得伟大谋略实践的基础是伟大的谋略思想。

为此,秦王政对于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进行了努力的探索和学习,及亲政后,已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法家理念。

自法家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后,法家的一个共说,就是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一个国家只有农业得到发展,政治才能稳定,国家才会强盛。这正如商鞅所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草木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而商,则被包括法家在内的大多数主流学派卑视。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法家更是主张要对商人进行严厉打击。李悝变法就制定《法经》,执行“禁技巧”的政策,认为工商业“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商鞅更是认为商人是产生危害社会的六虱之一。商鞅认为,虽然如先秦儒家和早期法家所云,商人也是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而有,属于有正常职业的人,但商业和商人实际上对社会毫无积极作用。他们每天到处晃荡,不出一点力,不生产一粒粮食,却能安逸获利,对社会和国家是有百害无一利。他们至少会产生二种“虱子”,一是到处贩卖华丽物品,让人追求华丽的“美虱”;二是贩卖好玩物品,使人羡慕玩好的“好虱”。结果商人获得了利润,而对社会的日必需品产生不良影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商人误导了社会消费,使人们在追求华丽好玩的物品上,空耗国家的财力,导致国家实力的下降,战时的大败仗。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商鞅还认为,商人的另一个害处是商人安逸而且有利,这会导致人民攀附他们而议论君主,这就势必严重破坏国家的安全。法家的另一个理论大师韩非则把商人称为主蠹之一。建议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必须让从事工商业的人少而名卑,并不允许他们用钱买爵位,因为商人有钱买爵位,那么在政治上打击他们就成了一句空话,工商业者也就不卑了。

明于此,我们就请楚秦王政为什么如此重视奖励耕战之策了。

二、 继绪昭王,远交近攻,力破合纵

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国富民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以后,

泰国成为令东方各国闻风丧胆的国家。特别是长平之战,秦一举歼灭45万赵国的主力部队,并几乎占领赵的都城邯郸。后来,尽管由于魏国公子信陵君、楚国公子春申君二路大军救赵,秦军一时失利,解了邯郸之围,但秦的主力并没受到大的损失,到秦始皇赢政即位为王时,东方各国甚至联合起来也难与秦对抗了。

但秦王政的远攻近交的战略比起秦昭王也有很大不同。

在秦昭王时期,由于秦与东方各国力量相比,差距还不是很悬殊,东方各国间内部矛盾也还是重重叠叠,每一次东方各国合纵攻秦,都由于内部矛盾,不能彻底,故多年来,东方六国的合纵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秦的远交近攻的连横之策。

而到秦王政当政时期,秦的国力更加强大,对东方六国的威胁也更致命,东方六国也更畏惧秦,同时也更无力内斗。可以说,形势对东方六国可谓危在旦夕,而对秦国则可谓处于功在垂成的微妙时刻。因为越是在成功就要来临时,被灭亡的一方就越有可能狗急跳墙或联合起来,改变力量的对比,向优势一方挑战甚至把优势一方击败,就像春秋时韩、赵、魏联合灭智氏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政听取了尉缭的建议,决定采取未雨绸缪的办法,乘东方六国尚未坚定实施联合抗秦的战略之前,率先想办法化瓦解之,以免韩、赵、魏联合灭智氏的戏剧性变化之重演。

尉缭,原是魏国人,他看到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天下之势,就抱着建功立业的抱负,前来秦国拜谒秦王。他向秦王进呈的谋略是进一深化、细化远交近攻的战略。

尽管如此,秦王政开始统一天下的战争时,仍然没有大意轻敌,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励精图治外,在外交上,秦王政也展开了频繁的攻势,以求分化瓦解东方六国的力量,便于各个击破。

作为秦王政军事外交战略基础的远交近攻战略起源于秦昭王时期。

秦昭王即位于今元前306年,在位时间长达56年。在秦昭王时期,秦的国力比前代国君时期又有突飞猛进的提升。秦昭王时对东方六国的战争,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可以说,秦昭王是秦始皇之前的秦国历代国君中武功最突出的一位。

从下列事实我们可以依稀感受到,秦昭王兼并六国领土的武功之宏烈。

公元前318年,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大败而回。

公元前300年,秦兵大败楚军,杀楚将景缺,攻取楚国的襄城;

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

公元前278年,秦军大败魏、韩、迫使两国分别把河东地方四百里和武遂地方二百里献给秦国;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鄢郢,建立南郡;

公元前273年,春将白起大败赵军于长平,坑杀降卒40万;

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君,同年,周王卒,名义上的周天子也从此不复存在了。

秦昭王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采纳了范睢的远交近攻之策。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范睢,魏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55年,范睢早年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由以进,先事魏大夫须贾。有一次,范睢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睢有口才,使人送给他金十斤和牛、酒,范睢不敢要。须贾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范睢出卖了魏国的机密,就叫范睢收下金子和牛酒,回国后却报告给魏相魏齐,魏齐命令家人狠狠鞭打范睢,范睢的牙齿和肋骨被打断,差一点死去。范睢怕再被打性命不保,就索性装死。家人用席子卷起来,放在厕所里,喝醉了酒的宾客纷纷向范睢撒尿。范睢从席中对着看守的人说:你若能放我出去,我一定重谢你,看守的人于是向酒醉的魏齐请示,请求把卷在席里的死人扔出去。这样,才救下范睢一命。郑安平把范睢藏了起来,改名张禄。秦昭襄王的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把范睢推荐给王稽,王稽带着范睢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来到秦国都城咸阳。

范睢见到秦王后,向昭王进言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众多,军民勇敢,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但闭关十五年,不敢进兵山东,这是因为襄侯为秦谋不忠,大王的计有所失。秦昭王听罢急向失计在什么地方?范睢说:“穰侯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刚、秦,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能对齐国怎样。出兵多了,对秦国有害。今天秦跟邻国的关系不亲,却越邻国去攻打别国,有什么好处呢?过去齐王南政楚国,破军杀将,辟地千里,但是最后一寸土地都没有得到,难道不想得到吗?形势不允许呀!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送给敌人粮食。”昭王听后连连点头称是。范睢见昭王认可自己的基本论点,就又详加解释说:兼并的要点首先是“远交而近攻”,因为这样才能巩固所攻取的土地,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其次是“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因为这样才能歼灭敌国兵力。范睢还举例进一步剖析说:“放弃近攻的策略而去远攻,不是荒谬吗?从前中山国地方五百里,赵国独吞了,别的国不能对他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王如能亲韩、魏,则掌握天下之枢纽,可以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

范睢的一席话使昭王大为开怀,秦昭王高兴地说:“寡人以后就听先生的了!”于是立即拜范睢为客卿,并按照范睢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把攻打齐国的人马撤了回来,改为攻打近邻魏国。结果,泰国从此就不断夺取邻国的领土,极大地壮大了秦国的国力。

尉缭正是在这们的背境下,开始他的谋划的。尉缭第一次面见秦王,给秦王分析的是天下大势,他指出秦国强盛下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他认为以东方六国单个来说,没有一个可以和秦较量,但是物极必反,如果东方六国在最危急的时候,效法韩、赵、魏联合灭智氏的故事和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伐齐攻破齐都的成例,那秦国就危险了。

尉缭一席话,宛如警钟长鸣,使秦王政陷入久久的沉思。是啊,历史教训太使人难以忘却了。当年,晋国出现赵、魏、韩、智代、范氏、中行氏“六卿执政”的局面,晋国公室外的权力被六卿瓜分。后来,六卿之中,智氏一家独大,先后攻灭了范氏、中行氏,赵氏也被智氏围困,处于危若累卵之势。正当智氏为快要灭赵而大宴功臣之时,不意赵氏赵简子秘密派人已策动韩、魏,来了个螳螂捕弹,黄雀在后,一举攻灭了智氏并平分了其土地。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齐王则是与秦昭王同时的诸侯霸主。他曾同秦昭王连横,欲共同伐赵,并分别称东帝西帝,特别是齐王还举兵灭了万乘之国宋,国力大为增强,一时成为三晋、强楚的巨大威胁,连秦国也担心齐国势力的发展。于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燕、赵、韩、秦五国联军代齐,攻破齐的都城临淄,齐王也被人杀死。

于是,秦王政采纳了尉缭的建议,在确立远效近攻的大战略的前提下,为保证这个战略的实施先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派大批负有秘密使命的秦国使者怀揣金银珠宝,分道前住六国,想方设法去贿赂六国豪臣,离间他们君臣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间多生疑虑,无法联合起来,戮力抗秦。这样,秦得以利用六国的不齐心,将六国各个击破。

为了防止六国联合,秦王正还不惜放弃攻取“天下咽喉之地”韩国的大利,自陷秦军挥师西进兼并天下于不利之地。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秦王政认识到,当时天下的局势是东方六国之中,唯有赵国有能力在边事上单独与秦国抗衡。如果不在军事上给赵国以重创,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受到严重打击,同时也给实力较强的魏军、楚军以必要的打击,那么即使攻取一韩国,也不一定能够保住胜利果实。而且,在赵、魏、楚三国有相当的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过早地灭亡韩国,只能使赵、楚、魏等国感受到危亡在即,促成他们在军事上联合对抗秦国,从而使秦国处于困难境地。

秦王政没有走首先灭亡韩国这步险棋,后来的历史证明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后来当秦军全力攻赵时,由于遇到了赵国名将李牧的拼死抵抗,曾遭到二次非常惨重的失败,阵亡的将士达数十万之多。试想,如果在赵未受重创的情况下,过早灭韩,以赵、魏、楚三国之力与秦作困兽之斗,秦军虽勇,秦国力虽强,胜负之鹿也不可轻言究竟最后落入谁手。

而秦王政选择首先攻赵,虽然遭受二次大败但也重创了赵军,据记载,经过这二次战役“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可见,秦的战略目的并未落空。

此后,秦王政又行反奸计诱使赵王杀了名将李牧,赵国再也没有能够与秦相抗衡的力量了。而魏也被迫割地求和,韩则甚至把残存的一部分南阳土地也献给了秦,秦灭亡六国的时机至此完全成熟了。

三、 定于一,民族国家的总设计师和总建筑师

秦王政在继承先祖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重农抑来,奖励耕战的政治经济战略和远交近攻的军事外交战略相结合,十年征战,一举扫平六合,完成了地域范畴的统一。但是,在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许多方面,这个新诞生的王朝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秦王政首先召集群臣设定尊号,称始皇帝,以为天下共同的政治象征。但在新政权采取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这个大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以卢绾为代表的主张分封诸侯的观点,其论点是:“诸侯初破,燕、齐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另一种是廷尉李斯主张的实行郡县制的观点。李斯的论据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虽甚多,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也,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定之本也。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综合两种观点,其实质是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还是分裂的西周式的宗法制国家。在这个大问题上,秦王政其实是胸有成竹的,他听完李斯的话立即表态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民息,岂不难哉!”

于是,秦王政下令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同时,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实现真正的统一,秦始皇又下令:“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从而完成了中华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

为了向天下昭示新皇和新王朝的德行,秦始皇又大搞舆论攻势,他南登秦山琅邪,东登之罘,碣石,南涉云梦泽,登会稽山,所到之处,刻石记功,移风易俗。

泰山之石也是第一个刻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碣石之辞,也是始皇第一次到碣石刻石之辞,辞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秦始皇最后一次刻石记功是到会稽,祭大禹、望南海时完成的。其内容如下: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从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息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在大力宣扬秦始皇自己的功业,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的同时,通过以上措施,秦始皇建成了一个东至海,南到五岭,西到临洮(甘肃岷县),北至阴山的大帝国,成为功业超越古人的伟大帝王和阳谋大师。

秦始皇还对敢于诽谤秦政的儒生,进行了坚决的镇压。本来,秦统一后,曾从六国宫廷和民间搜求文献,并征聘了70位博士和2000多名诸生,尊赐之甚厚,打算借他们整理天下图书,将与秦意识形态不合者去掉,建立大一统的文化体系,但这些儒生却批评秦始皇不知师古,秦始皇不得不转而诉诸武力了。史料记载,秦始皇共坑儒生四百名,并下令除《秦纪》、医药、卜巫,种树等书外,将民间所藏《诗》《书》和百家语一律焚毁,谈论《诗》、《书》者处死,进行了空前的大镇压,企图把思想文化都统一到秦官方意识形态之中。

四、 物极必反,法术势三绝更须资之以仁政

秦王政立国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商鞅变法开启的重农抑末,奖励耕战的传统,秦王政立国的外交军事基础是秦昭王时期形成的远交近攻,防止合纵形成的总体战略,秦王政驾驭百官,统领万民的治国之术则是秦王政自己及吸纳商鞅以法治国和法术势并重的思想,并结合自己的统治经验而形成的。

那么,秦始皇主要吸取的商鞅和韩非的哪些思想,又是怎样把这些思想转换成经纬天下的阳谋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溯到先秦法家来分析。

我们知道,先秦法家子产、吴起、李悝,商鞅等人为了富国强兵,无不祈灵于编撰,颁布法典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但他们这之中,只有商鞅成功了,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先秦的法家们不明白,秦始皇也不明白,一直到韩非子,法家才逐渐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在于要达到“法治”的目的,仅仅靠法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让国君重视术,只有法术并重才能使君主手上有权,也才能最后达成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先秦法家中,最早对“术”予以重视的是申不害。《申子》里面说:“圣君任法不任智,任数不任说。”这里面的任数的“数”即是术。具体来说,这个术就是一个国君如何防范左右大臣和百官的御臣之本,同时也包括立“法”时所要坚持的“静因无为”之术。申不害认为,一个明智的君主,应该认识到他不能只是修筑高墙深池以防备寇贼将至,同时还要更加倍小心防备君主身边的臣妾,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可以时刻威胁君主。

申不害之后,商鞅和“管子法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术”的重要性,商鞅曾指出:先王禁止或役使臣民时,不恃其信,而恃其数,恃其数者,虽深必得。而设置监察官员并不足以禁止官吏谋私,因为监察官员本身也可能营私。最好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君主要明确划分官吏的职权;二是要让职务相联系而利益相冲突的人互相监察和告发,还可以利用连坐法。管子法家进而认为,“术”也存在两种:即君主御臣下术和臣下弄君之术,君主御臣之术的核心是抓牢生杀予夺的大权,臣下弄君之术的特点是积渐积微,潜移默化之中,一点点把君主腐蚀掉。

先秦法家期望以术弥补法的不足,但是仅仅有术也还是不足的,因为仅仅有“法”和“术”虽然在客观上,加强了君主的专制和独裁,但也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因为按照法家的设想,君主用术,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朋不言之责,人臣言者必须知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这样人臣遇事必须发表意见,不得保留意见。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臣下说错了或所说无实用,又一定要受惩罚,同时,君主还要迫使臣下之间互相揭发和监督,他人的错误或虚假言行你没有告发,那你就没有给君主当好耳目,你也同样应该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群臣就会整天处于提心吊胆,无所适从的状态,根本不可能再为君主竭诚献忠了。

为了弥补先秦法家的不足,韩非子提出了法术与势相结合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君主要想改变臣下无所适从的状况,必须借助于势。所谓势就是君主所以为君主的权势。但这个权势,君主不能滥用,而需和法结合起来,这正如韩非所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而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因此,他强调“法”不能离开“势”的同时,也强调势不能离开法,因为有势而无法,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了。实行人治,中人之君便无法治好天下。反之,实行法治,中人之君,只要抱法处势”就可以治理好天下。

但如果君主仅仅抱法处势,各级官吏由于都有私心,就有可能阳奉阴违,因此,君主还必须有术来辅佑,以术监控群臣,使群臣不敢对君不忠。

韩非子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加强君权,富国强兵,建立超越三皇五帝的大帝国。

秦始皇第一次看到韩非的书,接触到韩非的这套理论就立即被深深地吸引了,当他如饥似渴地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时,不禁拍案称奇,起身感慨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此后,秦始皇确确实实一步步按照韩非的这套理论规划了他大统一的伟大战略,并最终建立起了如韩非所描绘的大帝国。

但是,由于秦始皇赖以立国的这套理论基础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延之无穷而不谬的绝对真理,秦始皇以之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尚且可行,而当天下平定,进入和平时期后,韩非子这套比较适应战时体制的理论就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脱节了。而秦始皇不知变化,还死抱住韩非子的理论不放,甚至在实践中还变本加厉地实行,如焚书坑儒、大兴劳役,严刑峻法等都严重动摇了始皇的江山。

晚年,秦始皇虽到最后关头下诏令主张行仁政的长子扶苏回来即位,但遗憾的是,这个诏令却被赵高等人扣下,赵高等人乘机发动政变,处死扶苏,立比始皇更加残暴的幼子胡亥继位,终于断送了秦的江山。始皇的事业中道断绝了。

不过,秦始皇虽失江山,但他的谋略却不乏精彩和闪光之处。此后,中国历代君主虽都开口骂始皇,但他的法术势三绝的统治术、立国创业术却和孔孟的修齐治平术一样,成为中国谋略的元典。

秦王扫荡六合,一统华夏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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